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870年代。“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旧秩序逐步分崩离析，资本主义新秩序正在快速的建立。帝俄忙于在中亚、巴尔干的扩展，与列强们发生激烈冲突；而国内则面临资本主义发展、村社解体以及不断的革命，开明的“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即被革命者暗杀。国家处于转折关头，如何应对立国千年未有之大变革，这是作为深受欧洲启蒙主义熏陶的俄国贵族阶层始终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出身著名的托尔斯泰家族的列夫·托尔斯泰面对着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他那热爱生活而又仁慈善良的心无不颤抖，他上下求索，希图弄清这场变动的实质，以期消除人民的苦难，但他却无能为力。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家庭的变化和妇女的命运尤其吸引了托尔斯泰的注意。家庭悲剧层出不穷，一幕幕地展现在他眼前，而听闻的一个妇女因爱情问题而卧轨自杀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难过，促使他写下了鸿篇巨制《安娜·卡列尼娜》。

小说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为安娜与佛伦斯基的爱情纠葛，另一条为列文的爱情、婚姻及对国家、农业及宗教的探索。

安娜出身于古老、高贵的多尔戈鲁基家族支系，按照贵族和教会的婚姻制度嫁给了少年得志、官运亨通、前途似锦的卡列宁。卡列宁长安娜二十岁，他虚伪冷酷，醉心仕途，而安娜却热情善良，生气勃勃。他们婚后育有一子——谢辽沙，看似家庭美满、和睦，其实并不幸福。卡列宁在八年的婚姻生活里摧残了活在她“体内的一切的东西”。因哥哥奥伯朗斯基婚外恋，陶丽悲痛欲绝，安娜特来莫斯科调解两人关系。命运却是如此的捉弄，安娜在火车站遇到了风度翩翩的青年军官——佛伦斯基。“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着岛屿和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佛伦斯基热情而炽烈的追求，感情细腻而又富有个性的安娜遇到了生命中的暗礁，她陷入了情网，无法自拔，最后演变为异常动人心魄的大悲剧，安娜狂热的追求爱情和最后因猜疑和报复而在火车站卧轨自杀，结束了一个循环。深受内心惩罚的佛伦斯基志愿参加在巴尔干发生的俄土战争，无他，力求战死。

作为托尔斯泰化身的列文爱上了陶丽的妹妹吉娣，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吉娣仰慕的是佛伦斯基。笨拙的列文初次求爱被拒，但是他并未忧伤、惆怅，并未“把他们的伤心立刻像叫花子的烂腿，血淋淋的地公开展览，博人怜悯，或者时过境迁，像战士的金疮旧癍，脱衣指示，使人惊佩”，他醉心于农业改革，实验着能够适合俄国国情、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农业方式。一年之后，他再次遇到因遭佛伦斯基拒绝而病倒并来到陶丽庄园度假的吉娣。依然深爱着她的列文在一个非常恰当的场合，在桌上写下“你的拒绝仅限于当时，还是永远……”，吉娣默默的看着他。就是这样的一对眼神直接把他们送进了婚姻殿堂。列文和吉娣婚后生活在乡下庄园，远离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浮华的社交圈，列文在施行农业改革之余，思考着宗教，在宗教上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对未来的希望。

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谴责，又有同情。但这矛盾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作为斯拉夫主义者的托尔斯泰在哲学思想、宗教观点、伦理道德、家庭生活等各方面无不充满着矛盾，在婚姻爱情问题上尤为突出。托尔斯泰热爱生活，把爱情看作人间最美丽的花朵。他在作品里以不同的方式歌颂爱情，而对安娜这样的女性更是无限热爱。他通过佛伦斯基的眼睛、吉娣的眼睛、陶丽的眼睛、列文的眼睛精心塑造安娜，塑造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主角。托尔斯泰怀着满腔的激情描写安娜，他赞美安娜的外貌，颂扬安娜的为人。全书开头，安娜遇到铁路工人惨死的场面，她大动怜悯之心，竭力想减轻家属的苦难，而对佛伦斯基的慷慨解囊，更是大为赞赏；奥伯朗斯基和陶丽夫妻关系濒临破裂，她亲赴莫斯科去调解，凭她的聪明才智劝说嫂嫂，给她很大的安慰；她对儿子谢辽沙真挚的母爱，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她在上流社会又是个十分勇敢的女性，敢于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敢于正视向她投来的世俗目光。但就是这样一个可敬可爱的女性却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作者在书里倾注了对她的无限同情，同时愤怒地控诉迫使她走上毁灭之路的社会。然而，人本就是矛盾的动物，托尔斯泰也不能免俗，他对安娜除了爱慕和同情之外，对她的所作所为并非都认可。从宗教和伦理道德出发，他认为她是有罪的。但他对安娜的谴责还是有分寸的，他真正痛恨这个虚伪、猥琐、残酷和自私的上流社会。“当爱情成为一个女人生命的全部时，也就是她无可救药的时候”，爱情本无错，但安娜的错就在于为了爱情，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甚至是深爱着的谢辽沙。但佛伦斯基却不能把自己的生活长期局限于两人世界里，不能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安娜身上，这样就导致安娜的猜疑、不满，引起两人之间的不和。安娜离家出走后，她在舆论的压力和世俗的目光下精神上已极其压抑，再加上长期离开心爱的儿子，母性的痛苦又经常折磨着她，而成为她唯一感情支柱的佛伦斯基的爱情又渐渐淡化，使她内心感到一片空虚，无可奈何地走上自我毁灭之路。“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这是安娜临终前的叹息，也是她对所生活的社会的控诉，其中也不无自我谴责的成分。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当时俄国社会入木三分的鞭笞，也表现他对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个女性的无限同情。

列文和安娜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列文身为大地主，严肃正派，个性顽强，思想上有改革愿望，但因是斯拉夫主义者，本身又具保守色彩。列文凭着满腔热情，天真地想用独特的方式来解决俄国的农业问题。他主张实行对分制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但这种办法到头来只能是一种幻想，他迷恋自己那套海市蜃楼式的农业改革，不仅想在俄国推广，而且想推广到全世界。 他希望农民富足，俄国富强，自己这样的地主老爷也可以在农民面前 “问心无愧”。他劲头十足地搞农业改革，亲自参加农活，不断地进行探索、宣传、实验，但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列文虽年富力强，家庭生活美满，精神上却极其苦闷。他甚至抵挡不住死的诱惑，几次想到自杀，以致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绝，这是多大的悲剧啊！列文的这种心情正是处于“阿尔扎玛斯的恐怖”之中的托尔斯泰自身精神状态的艺术外化，这也说明了为何小说中充满着悲剧的色彩、死亡意识以及焦灼不安的人物心态。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