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汪曾祺的《浮生杂忆》，这本书是我从江宁图书馆借来的，封面很简单，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小村庄的形象，这个小村庄宁静而悠远，仿佛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

这本书也和封面一样，别人这样评价到：文章朴实平淡，有空山新雨后的清新之味，深得自然之意趣，往往于不经意中渗出人性的美好与诗意的享受。让人拿得起，放不下，久读成瘾。而这书本中的汪曾祺先生，人家都认为是“那个可爱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将平凡的日子活得有滋味。

最近在看到他回忆自己的恩师一文，说的是他上幼儿园的事情，说他的幼稚园是真正的乐园，老师和他一起唱歌、跳舞、游戏，最初学的短儿歌，后来加了一点情节性的表演唱，最后就能排演有歌有舞的小歌剧了。虽然内容很简单，但是都在小朋友的心里留下来深刻长久的印象，我想之所以会这样，也许当时他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歌剧中来，充当小演员的缘故吧，读到这，我也不禁想到我刚刚入园时的情景，那时我还小，据妈妈说我当时哭得昏天暗地，后来情绪好不容易安抚下来之后，妈妈便回去了，也许我当时去的较早，后面的小盆友依次到来，每当他们因为分离大哭时，我总要跟着暗自伤心一阵子，不知怎的，后来我便趁着其他家长来送孩子时，悄悄的溜出去了，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回家。当时的路课真长啊，对于我那样的孩子来说，也许称得上一次“越狱”了，我满怀激动，加之暑热还未散去，我的小脸红扑扑的，好不容易回到家，爸爸搬了个小板凳让我坐下，我还记得后来我被爸爸骑着自行车送回幼儿园，老师怕我再偷偷溜掉，便一直让我跟着她，睡觉也是搂着我…..这是年幼时的我对启蒙老师的唯一记忆。

又逢一年教师节，我也感慨良多，现在对教师的要求越老越高，但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的重任。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曾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尊师重教”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一代一代的流传过程中，也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地雕刻着这个民族的灵魂，并不断形成和发展着这个传统。汪曾祺对恩师的回忆不仅仅只有一位，还有一位很特别的人—沈从文。汪曾祺他在《我的老师沈从文》一书，深情回忆了沈从文对他的帮助与支持，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不久沈从文就发现了他的才华。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的还要好。汪曾祺说：“我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沈从文逝世后，汪曾祺去送他最后一程：“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到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任何人跟文学都有联系，文明人类的生活是离不开文学的。但这些故事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一个人走上作家之路都离不开名师的点化。我能体会出沈从文对汪曾祺的提携与关爱，更是汪曾祺步入大师行列必不可少的一盏明灯。尼珀尔有一句谚语说得好：“无论怎样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烤饼的锅。”这本来谈的是生活常识，但是我在思考要是汪曾祺遇不上思想、生活知识、语言写作技巧等都极其丰富的沈从文，而是遇上一个针尖大心眼的“武大郎”结局又会如何呢？类似蒋子龙1957年初中遇上酷爱向他们灌输丁玲书籍的女教师，一直鼓励他去写一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好书，去当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作家。这种少年时代被老师照亮了的人生旅途，才驱使他1964年入伍后，能靠个人奋斗在《光明日报》副刊刊用一篇散文，最终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大作家。如此看来，“孙大圣跳出不如来佛的掌心”确实有一定道理，无论是谁离开名师指点迷津，想烙出一个大饼子在文坛上有所造诣都是空谈。所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也是对教师这份职业的尊重。